红军长征不仅是一次保存革命火种的伟大壮举，更是一次深刻改变中国命运的战略转移。它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，实现了红军的战略大转移，为后来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。
一
红军长征的北上方针，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经历了一个从“不自觉”到“自觉”，从“求生存”到“谋大局”的演变发展过程，是中国共产党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坚持实事求是的伟大成果。
长征伊始，中央红军主力计划西进湘西，意在与活动和转移到此的红三军（后恢复称红二军团）、红六军团会合。这一决策带有明显的“搬家”色彩，试图在邻近中央苏区的湘鄂川黔边区建立新的根据地。然而，国民党在湘西南布下重兵，若中央红军执意前行恐将面临覆灭之险。危急关头，毛泽东同志在通道会议上力主转兵贵州，得到多数支持；随后的黎平会议正式决定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；遵义会议则进一步采纳刘伯承、聂荣臻等同志建议，确立了渡过长江、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战略设想。
遵义会议后不久，由于土城战役受挫，渡江计划暂时搁浅，但中共中央并未固守成规，而是灵活调整，决定在川滇黔边境创建根据地。此后，毛泽东同志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、巧渡金沙江、强渡大渡河，于1935年6月抵达川西北，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。两军会师前夕，中共中央分析当时的国内形势和川西北地区人文地理环境后，提出“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，今后我一、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，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”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、中央档案馆：《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（1921—1949）》第十二册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，第212页）。在两军会师后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即两河口会议上，作出《关于一、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》明确规定两个方面军会合后，“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，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，首先取得甘肃南部，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”（《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（1921—1949）》第十二册，第226页），正式明确了北上的战略方针。
针对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导致的北上延宕，中共中央在沙窝会议重申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历史任务，深刻指出西北地区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薄弱，且接近苏联，有利于苏维埃运动发展。9月，中央果断决定先行北上。在随后召开的俄界会议上，提出“通过游击战争，打通同国际的联系，整顿和休养兵力，扩大红军队伍，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建一个根据地，将来向东发展”的设想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：《毛泽东年谱》第一卷，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，第471页）。
同年9月，中共中央进驻甘肃岷县的哈达铺。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通过阅读国统区出版的报纸，得知不但原有的陕北红军在坚持斗争，而且徐海东等领导的红二十五军已经抵达陕北。这说明陕北还有一块完整的革命根据地，遂决定陕甘支队前往陕北。在9月22日召开的团以上干部大会上，毛泽东同志指出：“目前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，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。首先要到陕北去，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。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。”9月27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通渭县的榜罗镇召开会议，正式确定将陕北作为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的前进阵地。10月19日，中共中央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，宣告历时一年，纵横十一个省，行程二万五千里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。
二
从开启战略转移到落脚陕北，红军长征的目的地几经变化。尽管落脚陕北并不是一开始的自觉选择，但在长征后期，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作出北上的决定，并将北上与抗日紧密结合起来，最终作出落脚陕北的决策，这种转移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至关重要。
近代以来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首先发生在南方，因而南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早于北方。正因为如此，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，其重心一开始是在南方。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大都成立在南方省份，党的早期成员也大多出身于南方，党的成立大会是在上海召开的。当时，国民党的力量也主要活动于南方，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开展的国民革命运动重心也在南方，北伐战争自然也是由南而北进行的。大革命失败后，中共开展土地革命、建立革命根据地最基本的区域，是在大革命高潮中工农运动最活跃的南方各省。
到了红军长征开始之际，国内形势开始发生重大变化。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，随后又不断地向关内渗透，1935年更是利用蒋介石全力“追剿”长征中的红军之机，发动华北事变，企图将华北变成第二个东北，进而使整个中国成为殖民地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如何组织领导抗日，成为中国革命最迫切、最关键的问题。毫无疑问，此时，抗日的第一线是华北。如果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仍主要在南方地区活动，即使抗日的主张最彻底、抗战的口号喊得最响，也难以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、响应与支持。
以陕北为中心的陕甘宁地区作为中国革命的基地，固然有许多不利条件：这里地瘠民穷、物产不丰、交通不便、经济文化落后、受大革命的影响小等。但是，这里也有许多有利条件。陕甘宁地区地域广阔，具有很大的战略纵深，能为红军和根据地提供较大的发展空间；这里虽较为贫穷落后，但也不利于蒋介石大规模运兵和用兵；陕甘宁地区远离中国政治经济中心，国民党统治力量相对薄弱。陕北本地的地方势力力量弱小，而实力较大的东北军和西北军，其主要领导人张学良、杨虎城有抗日要求，我们党容易与其在抗日问题上达成共识、形成统一战线。此外，这里有一块现成的根据地，有一定数量的红军队伍。这些因素都使陕北成为红军长征理想的落脚点。
更为重要的是，随着日本侵华的步步深入，中日民族矛盾不断加深并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。华北事变之后，华北已成为抗日第一线。这时全国人民对各种政治力量的最根本要求是抗日。国内任何政治力量要想得到民众支持，唯有真正举起抗日旗帜。陕北紧邻华北，落脚陕北，为红军下一步迅速出兵华北抗日创造了条件。
中央苏区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战争失利和土地革命转入低潮，固然有许多原因，但最根本的，还是当时路线方针政策出现了偏差。随着民族矛盾取代阶级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，要争取各阶级各阶层的广泛支持，必须以抗日为号召并采取切实行动，红军也必须能以最快的速度开赴抗日第一线。
主力红军长征落脚陕甘宁后，经过短暂的休养生息，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迅速改编开赴前线，又使陕甘宁成为此后向外发展的理想出发点。正如斯诺1936年访问毛泽东同志后所说的：“历史随后表明，他们强调的无疑是长征的第二个基本理由——挺进到有战略意义的西北去——是正确的。他们正确地预见到这个地区将对中国、日本和苏俄的当前命运起决定性的作用。”（《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》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，第105页）从这个意义上说，长征无疑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。
三
北上的方针正式确定之后，长征的目的就不仅是为了使红军获得生存之地，更重要的是引领中华民族抗日大业。中共中央一到陕北，就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，针对形势变化，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，开始实施由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转变，并进行一系列政策调整。这样做的目的，就是要组织动员一切愿意抗日的人们团结起来，共同挽救民族危亡。
大革命失败后，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，不得不与之开展武装斗争，乃至长征也是红军在反“围剿”失利的情况下不得不进行的战略转移。毛泽东同志后来说：“像我这样的一个人，从前并不会打仗，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过要打仗，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。”（《毛泽东外交文选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、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，第564~565页）但是，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面前，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，中国共产党主动提出停止内战、一致对外的主张，并且移师北上至抗日前线附近，表明了将国家、民族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立场，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良好形象。
长征开始前，国民党反动派曾大肆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进行污名化宣传。对于广大未曾接触过共产党与红军的人民大众而言，他们对中共的了解极为有限，大多仅抱持一种同情心理。而随着中共中央落脚陕北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提出，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、以血肉之躯筑长城，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。人民群众由此认识到，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为穷苦大众争取利益的队伍，更是为中华民族谋求生存与发展的队伍，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觉认同并接受党的主张，衷心拥护党的领导。
长征改变了中国革命的战略布局，为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红军主力迅速开赴抗日前线创造了条件，使人民军队能够在更广阔的地域内发展力量，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，为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，进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。因此，长征不仅是地理上的“由南向北”，更实现了政治上的“由窄向宽”、战略上的“由被动向主动”。
（作者：罗平汉、高安益配资开户服务，分别系中央党校〔国家行政学院〕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、哈尔滨工业大学〔深圳〕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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